别争了，日本新年号”令和“，还是离不开中国典籍 | 萧西之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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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《日本经济新闻》报道，新年号“令和”的提案者是大阪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中西进。而除去“令和”外，当时还有“英弘”“广至”“万和”“万保”等5个备选提案，最后，“令和”脱颖而出，一锤定音。

1.日本年号根本脱不开中国文化影响

举起令和大旗

这个日本历史上第248个年号的出处估计已经传遍大江南北了：《万叶集·梅花歌三十二首》序文：“初春令月，气淑风和，梅披镜前之粉，兰薰珮后之香”。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使用本国典籍作为出处的年号，之前247个年号只要能找到出处基本都是全部来自于中国典籍，于是很多人开始想：继韩国、越南之后，日本人是不是也要开始“去中国化”了？

在全世界都蔓延着保守主义气氛的当代，日本人选年号搞出一个“japan first”或者是“去中国化”并不足为奇。日本人没想到的是，成书于7世纪的《万叶集》虽然对日本而言足够早，但日本人学习汉字必要经过中国典籍，那么无论怎么躲避，只要你还用汉字，都很有可能躲不开。

首先有人发现，位居十三经之一的《礼记·经解》就有“发号出令而民说（悦）谓之和，上下相亲谓之仁”一句，完全可以作为“令和”的出处。从意义上说，国家政令能让老百姓欢欣鼓舞，这不正好符合安倍晋三近年来大刀阔斧改革的实际举措么？

安倍

还不算完。紧接着大家又发现了张衡（对，就是发明地动仪的那个张衡）名作《归田赋》有“仲春令月，时和气清”一句，唐朝薛元超《谏蕃官仗内射生疏》有“时惟令月，景淑风和”，在构思构句方面与《万叶集》出处的说法如出一辙，啊不对，应该是《万叶集》与上述二者如出一辙。

朋友圈里更有朋友总结了一连串可以作为“令和”出处的中国文章：

吾令羲和弭节兮，望崦嵫而勿迫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——（先秦）屈原《离骚》

令月开和景，处处动春心。——（南北朝）王台卿《陌上桑》

空令还辱和，长叹知音日。——（唐）苏颋《奉和姚令公温汤旧馆永怀故人卢公之作》

仁公施春令，和风来泽我。——（唐）皎然《奉酬于中丞使君郡斋卧病见示一首》

当令外国惧，不敢觅和亲。——（唐）王维《送刘司直赴安西》

雷电颁时令，阳和变岁寒。——（唐）白居易《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仰荷圣泽聊书鄙诚》

旧官移上象，新令布中和。——（唐）刘长卿《送梁郎中赴吉州》

郭令素心非黩武，韩公本意在和戎。——（唐）李商隐《漫成五章 其五》

大和中有王侯令，清优为官立民政。——（唐）宗亮《它山歌》

何事将军封万户，却令红粉为和戎。——（唐）胡曾《咏史诗·汉宫》

东方日出能照耀，坐令和气生人寰。——（宋）陈东《大雪与同舍生饮太学初筮斋》

守令仁风能远被，裤襦和气已先回。——（宋）陈宓《赓莆田黄宰梅韵》

令尹专国事，君王信秦和。——（宋）赵汝谠《屈原祠》

荐菊要令和靖配，思鲈更儗步兵贤。——（宋）赵蕃《水仙》

愿识荆州轻万户，要令和璧重连城。——（宋末元初）陆文圭《送辅若晦南游》

扑粉施朱，画眉补鬓，巧言令色柔和。暗藏机狡，名唤夜叉婆。——（元）马钰《满庭芳·夜叉婆》

胡为旱魃还肆虐，坐令毒沴伤和冲。——（元末明初）刘基《夏夜台州城中作》

遂令上策重和亲，欲倚红颜清塞尘。——（元末明初）刘基《王昭君》

自古和边真拙计，却令红粉泣琵琶。——（元末明初）陶宗仪《秋怀次夏停云韵》

汉策禦戎何大拙，却令红粉事和亲。——（明）江源《按昭君墓在大同城西三百里即古丰州地因援笔书此》

当然，这种出处也有恶搞的，比如今天盛传的“乃赐令和珅自尽”这句话，实际上纯粹是“今日发明”，因为《清史稿》关于和珅赐死的原话是这样的：“上犹以和珅尝任首辅，不忍令肆市，赐自尽”。

无辜躺枪，再死一次

其实，一直以来，日本人对待“中国化”并没有太多排斥，比如朝鲜、韩国、越南等曾经使用汉字的国家纷纷“去汉字”，但日本仍然留用汉字并当作自身文化中重要的传统，又比如日本并没有把中国历史“发明”成为自己的一部分（暗指是谁大家也有数了），而是执着于从“四书五经”、“二十四史”等汉文经典里选取年号。如今中国人愿意前往日本京都、奈良等古都游览，也正是认为日本人保留了大量原本属于中国的传统。

正因如此，针对“令和”仅取材于《万叶集》这一点，很多日本汉学家也发现了收录于中国诗文集《文选》中的张衡《归田赋》，并提出《万叶集》的修辞手法、乃至“令月”“风和”这种表述本质上是来源于汉文典籍，不应将两者割裂来看。

《每日新闻》报道，62岁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渡边义浩认为：“《文选》是日本人阅读最多的中国古典文学，一般认为《万叶集》的文学作品都是基于《文选》才能写出。古代东亚知识分子都在阅读《文选》，正如欧洲人都以希腊、罗马典籍为自己的典籍一样，广义上来说，日本的典籍就是汉文典籍”。研究中国哲学的中央大学名誉教授宇野茂彦也认为“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搭载于汉语典籍上，文化无国界，不要把汉语典籍当成别国文化”。

2.日本年号是怎么选的？

日本选年号规则之一：找过去落选的年号重新组词

比如，关于“令”字，中央大学教授水上雅晴提出，江户时代末期曾有备选年号“令德”（1864年“元治”年号的备选）。“令德”一词为“高尚美德”，但“令”本身又有“命令”“指令”之意，所以“令德”一词当时就让江户时代将军德川家认为是要“号令德川”，最终这一提案被扔进了废纸篓，再也无人问津。如今旧事重提，“令和”除去官方发布的含义之外，是不是也可以推导出“命令大和（日本）”呢？

德川家康

再比如，现在的“平成”就在以前做过1次“备胎”，近代的“大正”（1912-1926）也做过4次备胎，最富戏剧性的当属“明治”，这个以“明治维新”为世人皆知的年号竟然曾经做过10次备胎，也是日本年号史上一桩趣闻了。

日本选年号规则二：要求多，范围小

之所以反复采用“废案”，主要原因是无论怎么寻找出处，汉字里面适合做年号的就只有那么多。日本到现在一共248个年号里，只使用过73个汉字，绝大多数年号用字都集中在不到20个汉字里。“令和”也是日本年号史上第20次使用“和”字，与“应”字并列第5，前面几位分别是“永”（29次）、“元”“天”（27次）、治（21次）。更重要的是，为了方便小学生书写，年号一般还要从日本小学生必学的1026个汉字里选取，那么难度就会更大。

小学生表示认识这俩字

所以说，年号的选择并不一定是“先有出处，再有年号”，更有可能的模式是“先有年号，再找出处”，换言之年号选什么字，与选择什么出处，本质上是分开的。“平成”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，在第一次“当备胎”的时候，“平成”只有《尚书·大禹谟》“地平天成”一句，但到了1989年实际选择时，又加入了《史记·黄帝本纪》“内平外成”一句，象征“天地内外”均可“和平”“成就”。

日本选年号规则二：高频率和低频率字两项调和

“令和”的选字很符合日本近代以来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则：“高频字”与“低频字”的组合。比如“明治”，“明”为第7次使用，“治”为第21次使用；“大正”，“大”为第6次，“正”为第19次；“昭和”，“昭”是首次，“和”是第19次；“平成”，“平”是第12次，“成”为首次；“令和”，“令”为首次，“和”是第20次。

换言之，对于“令”的选取并不完全是基于《万叶集》的诗歌，更有可能是讨论者发现了“令德”这个曾经的“废案”，同时这个汉字又从未用于年号，然后再去寻找可以搭配的其他汉字。

那为什么日本在1989年改元“平成”时依旧选择汉文典籍作为出处，而2019年却要强行把“令和”的出处变成日本典籍呢？

针对这一点，《朝日新闻》采访到了历史学家矶田道史，对方认为，“每当海之彼岸出现了某个强国，那么（日本的）国家意识就会高涨，这就好像佩里来航时期（即1853年黑船事件）日本国学非常流行一样”，“目前随着中国的崛起，日本还是有着很强的意识”，“在国际化时代，世界总体趋同，而与此不同之处便是自己的特殊性”。

也就是说，过去日本认为自身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中国，那么采用汉文典籍便不会让日本觉得自己是“中国化”，反而是“尊重传统”；但到了2019年，中国经济依旧突飞猛进，而日本已经经历了“失去三十年”的平成时代，那么这个时候与其采用汉文典籍，很明显是采用《万叶集》这种和文典籍才是“尊重传统”，才更能体现出自身的文化“特殊性”。颇有一种霸主落魄，靠文化独立自我催眠的意思……

最后，年号虽然已经不再具有多么实际的含义，但依旧包含着时人对于时代和新朝新气象的理解，这也是这个古老传统至今仍然备受关注的重要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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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班编辑 | 景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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